何懷宏:20年光陰寫就的17年歷史

 imcoffeir   2015-04-27 17:23   1044 人閱讀  0 條評論

英國19世紀史家麥考萊所著《英國史》,是西方浩繁史著當中至為輝煌的作品之一。該書所述英國史事始于詹姆士二世時期,恰好上承大衛?休謨的著名史著;而從文筆上論,麥考萊也繼承了休謨與吉本的史學傳統,連同托馬斯?卡萊爾等人一起,使得19世紀的英國史學臻于高峰。國內出版界繼翻譯出版休謨的六卷《英國史》之后,又計劃出版麥考萊的這部杰作,這是學界與出版界共同矚目的一件大事。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于1800年10月25日出生于英國萊斯特郡。18歲時,他入讀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并在1824年10月當選為學院理事。他的第一篇文章《論彌爾頓》于1825年8月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從那時候起,他擔任《愛丁堡評論》的固定撰稿人長達數年之久,也確立了他華麗浮夸、光彩照人的文風。他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托利黨人、上院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勛爵的注意;雖然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林德赫斯特還是于1828年任命麥考萊為破產委員會的特派員。1829年,蘭斯頓勛爵甚至在沒有要求任何參選條件的情況下,就推選他進入議會。1830年8月5日,麥考萊在議會發表了第一次演講;1832年擔任主管東印度公司事務的管理委員會大臣。1833年,為修改公司章程,他和委員會的主席一起在下院積極奔走。不久,他即擔任印度最高理事會的高級官員。按照新修訂的法案,他可以享受高達1萬英鎊的年薪,1834年,他前往印度。于是僅僅在34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名利雙收。
在印度最高理事會任職5年之后,麥考萊于1838年返回英國,并于1839年3月開始著手撰寫《英國史》。在擔任印度最高理事會高級官員時,他即著述甚豐。在文章中他認為,印度的教育體系應該為英國服務,而不是致力于傳播東方文化。較之他在《英國史》中的觀點,這一觀點對英國和亞洲的命運無疑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但真正讓他聲譽鵲起的,還是他的偉大著作《英國史》。
1839年9月,墨爾本勛爵主持政府事務。作為墨爾本的擁躉,麥考萊再次進入議會,并入主內閣擔任陸軍大臣。1841年政府垮臺時,他徒勞地為政府積極奔走,遂重新開始《英國史》的著述。1846年約翰?拉塞爾勛爵主政期間 ,他重新擔任公職,但在1847年愛丁堡普選中敗北。1852年,麥考萊第三次進入議會,此后拒絕了內閣的邀請,并在下院發表了告別演說。從1847年到1859年去世,他的主要精力全部傾注在《英國史》的寫作上。本書的前兩卷發表于1849年,三四卷也在1855年面世;在他去世后的1861年,他的妹妹屈維廉夫人(也就是著名史家、《美國革命史》作者屈維廉的母親)聯系出版社,使第五卷遺稿得以出版。
了解麥考萊的生平,頗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寫作本書的思想與方法。麥考萊生在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家庭,其家族主營貿易和銀行業務。在整個18世紀,他們的財富和影響力與日俱增;隨著1832年《改革法案》的出臺,他們又成為政治權力的擁有者。這個家族的命運,主要依賴于英國的商業發展,只要特許權的授予相對受限,貿易和制造業的大規模擴張就會保證他們的既得利益。
在英國貴族看來,1832年的《改革法案》意味著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徹底結束;而對鄉紳們來說,《谷物法》的廢除表明他們將陷入貧窮的深淵。至于英國國教的牧師,則在他們眼中,來自唯物主義、不信奉國教派、天主教復興運動以及達爾文主義的挑戰,意味著大規模的恐慌,意味著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實際上,貴族和鄉紳在政治上還保有足夠的影響力,能夠保證托利黨和輝格黨的輪流統治;但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和心理氛圍都傾向于輝格黨。人們普遍認為,只有進一步廢除君主和貴族的特權,才能給整個社會帶來進步的福音。
在這方面,麥考萊與同時代、同階級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為通過光榮革命,對天主教和專制主義的最終勝利拉開了新時代的序幕,隨著《改革法案》和《谷物法》的廢除,政治領域的進步達到巔峰,而物質領域取得的進步則在1851年的博覽會上展現無遺。這是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對麥考萊而言,輝格黨順應上帝的意愿,給英國帶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成就,這乃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證明這個觀點,尤其是證明在他那個時代里英國獨一無二的偉大,這就是他那部著名《英國史》最為明確的目的所在。他有著超乎尋常的野心,竭盡全力去美化和維護一個政黨、一種信條和一個時代,在這個他生活的時代,在他自己以及同時代的中產階級的眼中,他已經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功。他希望讀者能夠在這部書中獲得愉悅,而不是接受某種指導;我們看看一個當時的評論家發表的文章,就充分表明了《英國史》給讀者帶來的愉悅:
“麥考萊的文體之巧妙獨一無二,在他的著述中,周遭總是籠罩著一層光環,讓遠觀者目眩神迷,讓身邊的人們驚嘆不已。毋庸置疑,這種風格通常會招致批評:為了證明一個簡單的命題,他時常會苛刻地要求句子的和諧,追求不必要的對偶;從藝術原則的角度出發,有時文風過于復雜,有時句子又顯得太過雷同。盡管如此,盡管許多人對類似的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但這部書魅力依舊。這部書讓我們越來越愛不釋手;在閱讀當中,讀者的眼中會逐漸露出狂喜。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我們都在跟隨著他的腳步前行,他的文風輕捷,迎合讀者的需要。即便是平淡無奇的話題,他栩栩如生的描述也能讓其大放異彩;他的觀點就如近在眼前或遠在天邊的花朵,你之前從未注意、察覺或回憶起它們的存在……”
“這是我們認為獨一無二的成就。那些讀過前兩卷的人,怎能忘掉其中的內容?怎樣把其中重要的、激動人心的場景丟到腦后?毫無疑問,如果這部書在讀者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敘事文體至高無上的勝利。這些場景鮮活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而不僅僅存在于文字中。我們不必像之前在學校里記憶凱撒生平那樣,通過記住這段或那段歷史記錄在書中的頁碼來回憶這些場景。通過麥考萊先生對人物、時間、行為的描寫,我們為自己繪制了一幅真實生動的畫面;當我們合上書本,一幅宏大壯觀的場景在我們面前一一閃過。”
這的確是麥考萊最希望做到的事情。還是在他的作品初版的七年前,他在1841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提及他所涉及到的歷史時期;那時,他的英國史構思就傾向于選擇從1688年到喬治三世統治結束這段歷史時期:“可以用來生動描述的材料很多,我要寫出一部作品,它在短短幾天時間內,就能取代年輕貴婦們口中最近流行的小說。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是不會滿足的!”麥考萊果然是做到了,他的《英國史》作為一部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巨著,不但在敘事風格,而且在思想結構方面,都獨具匠心,以其戲劇性的寫作手法和汪洋恣肆的雄辯力,鍛造了史學記錄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飛躍,讓后來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望塵莫及。

誠然,就歷史評論家一般接受的標準,或人們歸之于歷史學家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來看,麥考萊的《英國史》并非無可挑剔,甚至是問題多多的。例如,他對戰爭場景的描寫就不真實全面,他的作品無法與同時代法國的偉大歷史學家相比,他竟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實,沒有寫明參與戰爭的雙方情況。還有更為嚴厲的批評,關于那場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所取得的對于路易十四的勝利,認為他片面地拔高了英國一方的作用,而嚴重低估了歐洲大陸對這場勝利的貢獻。
若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麥考萊的《英國史》,可以不費力氣地列舉出若干不足或瑕疵。首先,麥考萊的視野遠非一個稱職的歷史學教授那么全面和縝密。英國的興衰與海洋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麥考萊在指控威廉?潘恩、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以及托林頓勛爵時,未免頗不公平。看上去《英國史》書中確實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疏忽:對于美洲和殖民地的貿易只字未提,也沒有提及《航海法》,1660年王政復辟到那個世紀末,海外貿易的急劇增長也沒有涉及。此外,保護農業的措施遭到忽略,1662年重要的《定居法》竟也沒有提及。據此,有論者認為麥考萊缺乏某種客觀的歷史意識,沒有展示英國史在他著意描寫的那個時期的客觀原貌。
其實,在麥考萊那個時代,沒有什么專業的歷史學。博雅史家除了滿足自己和公眾的好奇心以外,沒有其他義務。他要具備掌握全景的潮流的模擬能力和健全常識,其他方面只需要業余愛好者的觀察力。講究技術的史學和現代學術的所有規范一樣,是由19世紀晚期的德國人發明的,蘭克以前沒有這樣的東西。博雅史學與高質量的歷史小說,例如《戰爭與和平》的某些章節共同點甚多,跟現在所謂專業史學反而共同點甚少。當然,現在的專業史學除了同行的作者兼讀者以外,沒有任何讀者,也不指望任何讀者。他們越來越傾向于緊跟極小范圍的史料,避免做出任何概括性的解釋。因此,公眾的歷史觀主要依靠報刊影視和劣質歷史小說,比起19世紀的黃金時代反而倒退了。
其次,《英國史》所體現出來的麥考萊的性情和偏好,也有損于他對于歷史的敘事。《英國史》的主旨在于描繪那個時代的英國精神,但頗為吊詭的是,麥考萊對哲學與政治思想不感興趣或者說不甚了解,更不用說神學了。雖然他曾付出大量的精力了解17世紀英國的羅馬天主教徒面臨的問題,但他從未試著去了解天主教徒的內心想法。或許,約翰?洛克是輝格黨內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在麥考萊選定的時代,正是洛克生涯當中最關鍵的時期;但即便如此,對于洛克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麥考萊也只字未提。至于輝格黨與托利黨的演變史尤其是它們之間的政治思想斗爭之深層蘊含,麥考萊也沒有給予格外的關注。麥考萊屬于會講故事的人,這種能力在現在的專業歷史學家身上幾乎失傳了。他非常感性地了解權力斗爭前線戰壕內的想法。也就是說:他根本不信,這些人會為了形而上的理由活動。他更相信:這些人像職業外交官、棋手或間諜一樣,迷戀游戲本身和手段的成敗,極少尊重他們理論上的委托人,更不用說后世某些學者臆想的社會屬性或思想派別。思想家在他的故事中沒有一席之地,也有論者認為這恰恰是因為他太了解這些思想家的思想了。
就思想的豐富性來看,麥考萊的視野或許是相當狹隘的,比方威廉三世乃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擁護輝格黨人在英國的事業。但實際上,威廉之所以來到英國,是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能扭轉在歐洲大陸對抗路易十四的不利局面。麥考萊自始至終都在低估歐洲大陸盟友在戰勝路易十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有人批評說:“為了凸顯一個偉人(威廉三世),歐洲的其他人都必須成為侏儒。”當然,麥考萊倒也未必是真的歧視歐洲人,說他狹隘也不是很公允,畢竟英國人只是在一戰結束之后才開始真正體會歐洲人;麥考萊的東西實質上是給帝國范圍的讀者講故事,歐洲人并非他預設的聽眾。
還有,麥考萊作為一位詩人,固然他的瑰麗文采使得《英國史》熠熠生輝,但過于夸張雕琢的排比鋪陳和漫不經心的對比襯托,以及滔滔不絕的雄辯,也減弱了這部著作的可信度。難怪有人批評說他的語言風格不適合歷史研究,為了吸引讀者,使作品引人入勝,他通常會擴大事態,讓矛盾更加復雜,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去制造問題,而是去解釋矛盾,應對問題,這就需要慎密的判斷力。但可以看出,“麥考萊先生對形勢的判斷十分精確,但對個人的判斷卻很欠火候。”固然,麥考萊的判斷力也有很強的方面,但屬于羅馬式實際政治家的類型,不屬于法國政論家或德國形而上學家的類型。他像塔西陀一樣,不把公務和著作分開,他的知人論事與抽象分析是兩碼事。
如上所言,麥考萊的《英國史》盡管在敘事方法以及傾向性上具有種種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作品仍不失為一部敘事風格堪稱偉大的歷史學著作。麥考萊把歷史與文學冶于一爐,將敘述與刻畫融于一體,描繪了一幅他那個時代英國社會的畫卷,講述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制衡,社會各個階級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形形色色人物之間的沖突。他取得的成功如此輝煌,任何想研究這段歷史的人,都不能不從閱讀他的《英國史》開始,不能不一直受到麥考萊的影響。不管麥考萊描繪的歷史畫卷是對是錯,都在大眾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可以說,麥考萊的《英國史》最持久的價值在于,它清晰地闡述了它所描寫的那段歷史,使讀者由此一窺19世紀中期英國在英雄壯年之際的心理、性情和品行。
鑒于此,著名史家阿克頓勛爵毫不猶豫地把麥考萊說成是“從古到今最偉大的歷史家”;在致瑪麗?格萊斯頓的信中他說:“請記住,這些隨筆實際上都是華而不實的膚淺之論……他對17世紀之前的歷史一無所知,他對于外交史、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一竅不通……我相信,他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人。因此,閱讀他的著作就是要去探尋,為什么那些最不近人情的歷史評論家們都認為他是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為什么呢?我覺得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有一個著名的評論值得重視,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麥考萊的《英國史》在塑造英國的歷史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認為此書決定了輝格黨觀點的最終勝利,并永久地改變了英國此后的政治進程。
蘭克此論一語中的,從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角度審視,關于英國光榮革命的輝格史觀,雖然在麥考萊之前也有論述,但恰是麥考萊的《英國史》起到了扛鼎之功。經過麥考萊的一番發黃弘揚,輝格黨的英國史觀才蔚然成為英國歷史敘事的正統,并經歷數百年而不衰,繼爾影響到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

說到輝格史觀,當然要落腳在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上。不過,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談一下麥考萊之前的兩位歷史學家:大衛?休謨與哈蘭。眾所周知,休謨作為一位保守的歷史學家,他的《自愷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國史》關于光榮革命的基本立場是傾向于托利黨的,或者說是不贊同輝格黨人的歷史觀的。雖然休謨自稱他只是一個歷史哲學家,并不屬于任何政治派別,但由于他對國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顯同情和對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惡痛絕的態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歷史家。休謨認為沒有權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提供自由,而是為了提供正義;對當權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饒恕的行為。因此,休謨對于英國史的認識,少有輝格史觀所顯示出的激進主義色彩,而是秉承中庸之道,對英王室和貴族的歷史功績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并對光榮革命的歷史淵源做了中肯的評價。故而,休謨的《英國史》一直被人們視為具有托利史觀的歷史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影響巨大,傳播久遠。
不同于休謨中庸偏保守的歷史觀,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后,基于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早就有輝格黨人的歷史著述,其中較為突出的便是歷史學家哈蘭。哈蘭出身于大資產階級家庭,在政治上屬于輝格黨的右翼,在三卷本的《英國憲政史》中,他提出英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不成文的憲法,一向就是主權在民的,并高度贊揚1688年的光榮革命,歌頌君主立憲制。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英國近代史,也開創了一代輝格史學。可惜的是,哈蘭的著作拘泥于史料,過于偏重于歷史傳統中法律與政治的學說,而忽視了人物的刻畫與事件的鋪陳,因而顯得厚重有余,亮點不足。
麥考萊就迥然不同了。可以說,麥考萊接續哈蘭,旗幟鮮明地把輝格黨人的歷史觀一展無遺而充滿斗爭豪情地表現出來,他的《英國史》可謂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及其發動者的一曲頌歌。在他看來,歷史不是曲徑通幽,不是拿捏分寸,而是把真理用響亮而有力的語言表述出來。這個真理在他眼里就是輝格黨人的歷史勝利,就是英國人民通過歡迎威廉三世的光榮革命而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這個歷史過程顯然是戰果輝煌、無與倫比的。為此,麥考萊不惜濃墨重筆地對自1685 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 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間的史事(其重點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社會背景以及這次革命所達成的政治結果),加以淋漓盡致的描繪與渲染。正像他在《英國史》第一卷開篇所自述的:
“我打算寫一部英國史,以國王詹姆斯二世的即位為起始,以現世人的記憶為終迄。在這部英國史中,我將闡述僅在數月內就導致那些忠心耿耿的世俗紳士和宗教人士紛紛脫離斯圖亞特王室的因由所在;追溯那段結束國王與議會長期斗爭、把人民大眾的權利和統治王朝的權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革命歷程。我將探尋那次新的政治協議(指光榮革命)如何經過數年的紛擾成功地擊敗國內外敵人;通過這個協議,法律權威、財產安全與言論自由、個體行動自由如何前所未有地相互兼容;我們的經濟如何通過秩序與自由的順利融合而實現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繁榮局面;我們的國家如何從一種恥辱的從屬狀態迅速躍至歐洲大國主導者的地位;國家在經濟上的富足與軍事上的榮耀如何齊增共長;一種似乎不可思議的、幾乎讓先前歷代政治家都會感到驚訝的政府公信力,是如何通過明智而堅決的信念逐步建立起來的;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如何促生出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而與之對比,任何其他古老帝國或現代國家的海軍都顯得相形見絀;蘇格蘭如何在數代人的對立之后最終歸統于英格蘭,并且,這種歸統不僅僅是通過法律關系,也是憑借難以割舍的利益紐帶和攀附情結;在美洲,英國殖民地如何比西班牙殖民者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給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五世帶來的殖民地更為強大和富庶;在亞洲,英國的探險者如何建立一個毫不遜色于亞歷山大豐功偉績的帝國,卻比其更為持久穩固。”
麥考萊皓首窮經,舉全身心之力前后用二十年光陰寫就的這部短短十七年的《英國史》,卻是一部厚重無比的長篇巨構,它濃縮了千年英國的歷史命運之樞紐,不但是英國自諾曼登陸以來的傳統命脈之薈萃,而且更是未來帝國雄風之發軔,光輝燦爛的日不落帝國的遠景由此開展,從這里發揚光大。在麥考萊看來,這一切的秘密都蘊含在這十七年的歷史之中,在他要彪炳千秋的光榮革命的驚濤駭浪之中。故爾,他的《英國史》所彰顯的就不再是凡俗歷史學的記事原則,而是這場革命的歷史塑造原則,用中國話所說的“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這個歷史編撰方法,又被后來的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稱之為“歷史的輝格解釋”。按照巴特費爾德的說法,在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兩個對立的政黨: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輝格黨即是自由黨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憲制代替神權統治,站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立場上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和天主教。19世紀以來,屬于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麥考萊的《英國史》無疑是其中的翹楚,該書真正確立了輝格史觀的歷史學地位,從而使英國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的敘事擺脫了大衛?休謨的支配。我們看到,從19世紀初葉的哈蘭,經過麥考萊的高歌猛進,再到20世紀的屈維廉,就歷史學發展演變的主要趨勢來說,關于英國史的輝格史觀確實占據了主流的地位。
麥考萊曾經寫道:“所有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渴望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共和政體的;而所有托利黨的歷史學家都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專制的。”他的《英國史》不過是為了證明英國之所以成為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其淵源就在于1688年的光榮革命。他說:“對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贊頌乃是:它是我們的最后一次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固然是極其重要的,但是,關于革命的解釋似乎也并非僅僅是輝格史觀之一家。偉大的思想家洛克的理論暫且不說,即便是保守者如休謨,也并沒有否定這場革命的價值與意義,而是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至于后來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基佐,也對1688年的革命大加禮贊,他認為光榮革命沒有流血和犧牲,但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優越得多。在那本專門為《1640年英國革命史》所寫的序言(以《英國革命為什么成功了?》的單行本形式出版)中,基佐比較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認為英國革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國革命是本著宗教精神進行的,而且沒有與過去的傳統割斷聯系。他指出,英國革命是作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為破壞力量出現的。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立憲君主制治下的英國,其“內政、維護和平、財政、殖民、商業、議會制度的發展以及議會斗爭已成為政府和社會輿論最為關心的事情。”進而在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之后,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得以穩定長久地發展下去。
由此可見,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場復雜且保守的革命,并非由輝格黨人一家所獨自促成,而是輝格與托利兩黨乃至英國人民的合作之功。在此,我們可以列舉當代托利—保守黨的著名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的觀點,這位1688年投靠威廉的英國貴族馬爾波羅的后代。他在《馬爾波羅傳》及《英語民族的歷史》等著作中,對1688年英國的貴族、鄉紳投靠威廉的行為備加贊頌,認為“英國的貴族和國教教士從來沒有像1688年這樣經受如此嚴酷的考驗,并對他們的國家作出如此優良的服務。”如此看來,麥考萊關于輝格黨與托利黨之非此即彼的對立二分法是有問題的,兩黨的關系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剪不斷理還亂,尤其是在光榮革命問題上,更是共識很多。但麥考萊對于輝格史觀的刻意彰顯,褒貶明確,其春秋筆法倒是歪打正著,反而成就了一番新氣象。走筆至此,我突然有所感嘆:近世中國思想界紛紛攘攘的新舊公羊學論辯,與英國史學中圍繞光榮革命的兩黨敘事,不是有些相像嗎?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巴特菲爾德唱反調,有“歷史的輝格解釋”之詬病,是耶?非耶?關于歷史與歷史解釋,古今中外,看來難以有統一不變的標準。但無論怎么說,麥考萊的《英國史》,天縱雄才,汪洋恣肆,為我們成就了一個“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典范華章。在當今雞零狗碎的中國史學天地,能有這樣恢弘的異域之聲,可謂黃鐘大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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