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中國本土作品中的“2016年度十大好書”

 imcoffeir   2017-09-28 15:40   2306 人閱讀  0 條評論

2016年,我們首先“忍痛割愛”——將翻譯作品通通排除到“年度十大好書”之外了。理由并非是翻譯作品中沒有好書,恰恰相反,現實情況是,翻譯過來的好書太多了,多到假若只揀擇幾本就根本不可能有充分的代表性的地步。在我們看來,挑選翻譯作品,還有一大難處:出版社選擇譯介哪些外國著作,往往就緣于這些著作已經在其本國或國際上有了好評,甚至是定評。也就是說,這些書先被認為是好書,然后才被引進的。舉例說來,今年新譯為中文的西方哲學著作,有謝林的,有海德格爾的,有福柯的,有阿倫特的,哪個不好?都好。但我們能讓福柯和阿倫特打上一架決出勝負嗎?或者,我們選一位中文世界的作者,讓他跟阿倫特競賽,說他的新著比《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更有價值、更具深度?又或者,我們拿二三十歲的中國新秀作者跟去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比較,然后得出結論,前者的處女作比后者的新書更精彩、更“好”?我們以為,這樣做沒有太大意義,于是決意只選中文作品。

我們認為,現今一個緊迫的課題,就是中國人能為世界貢獻點什么精神產品。外面的世界越精彩,這個課題就緊迫。在一定程度上,“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句話,也仍然是正確的。知識、思想、美,并不能像輸血那樣,直接從外部輸到我們的頭腦中來。其理解、分析、涵化、揚棄,均需我們自己來完成。另一方面,我們總是面臨一些僅屬于我們的經歷、記憶、現實,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能把更好地記錄、理解、反思它們。今天,需要中國人記錄、理解、反思的東西如此之多,我們也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飲”。中國人交出的答卷,最后分數高低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要看看自己的真實水平如何。

數量級造成的差異甚大。選2016年的1000本好書很容易,選100本好書就要困難一些,只選10本好書,不說難于登天,至少取舍之間非常不易決斷。我們為自己定下這樣的標準:

首先,入選的書,無論它算不算是2016年“最好”的,至少它本身得是一本相當好的、立得住的書,讀者讀了一定會有啟發的書。

其次,它應該是一本能彌合知識、思想、趣味裂縫的書,它應該能為較廣大的人群所欣賞,因此,我們沒有選入那些優秀卻艱深的著作,我們希望我們遴選的書有機會成為千差萬別的閱讀需求的最大公約數,從而構成知識、思想、趣味的共通媒介。

第三,與那些安全穩妥的選項比起來,我們更青睞那些開拓出新的閱讀空間的作品,哪怕它們不無瑕疵、并非完美。今天的讀者,不同于十年前的讀者,甚至不同于一年前的讀者,在新媒體迅速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之際,讀者有新的困惑、新的渴求,我們希望我們的選擇能在知識、思想、趣味等各方面提供新的補給、指明新的方向。

當然,我們再明白不過,就我們的能力與視野而言,要使最終的遴選結果達到上述標準,近乎奢望。然而,就像馬克思愛引用的,“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吧”——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就在2016年中國人的智識創造中,就在我們深一腳、淺一腳所能涉獵的范圍里,我們要作出自己的選擇。我們相信,作出選擇是改造的開始,是更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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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分子:做個復雜的現代人》

萬維鋼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2月版

一句話評語:引領現代人走向現代思維的佳著

萬維鋼是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近代以來,中國似乎還沒有出現過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萬維鋼的學術背景在物理學方面,但是,與丁文江、潘光旦等理科出身的民國知識分子不同,他并不是自己原屬領域的知名專家,他也沒有可倚仗的專業學術資本,他只是受過科學思維訓練并樂意向普通讀者傳播知識和思想的寫作者。

然而,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事實上,在科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已經大大超出普通人所能把握、領會的范圍的今天,知識界的內部和外部都存在一類需求,需求一種扮演新角色、完成新使命的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能在專業的科學研究和普通人的理解力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讓科學的成就在盡量大的程度上為普通人所知、所用。當代西方率先出現了這類作者,像加來道雄、吉姆·霍爾特或約翰·布羅克曼,他們依普通人的興趣及知識架構前往科學世界、思想世界探險游歷,并將新的知識、思想成果帶回來。他們是新的知識、思想的代理人(proxy),他們實現中介的職能。萬維鋼或許是中國最早一批此類作者的代表。需要強調的是,萬維鋼可以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普著作作者,他是“面向讀者的”,讀他的文字,幾乎是“零起點”的。你幾乎不需要有多少知識儲備,甚至幾乎不需要有方向明確的知識興趣,只要開始讀,開始思考就夠了。與加來道雄或霍爾特也不一樣的地方在于,萬維鋼寫作的重點不是提供新知識,而是推介另外一種思維方法,在《萬萬沒想到》(2014)一書中他把它概括為“理工科思維”,實際上是把它歸納得狹隘了,應該說,是“科學思維”,甚至是“現代思維”——《智識分子》的副標題“做個復雜的現代人”,就暗含了這一認識的扭轉及擴大。

“現代思維”在現代社會將是一種普適思維,就同科學本身是普適的一樣。你不考慮概率論還怎么對未來進行有效預測?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許多現象已非人的直覺或常識所能把握。比如萬維鋼在《智識分子》中講的貝葉斯定理的例子:艾滋病毒(HIV)檢測技術準確度非常高。“如果一個人真是HIV陽性,血液檢測的手段有99.9%的把握把他這個陽性給檢查出來而不漏網。如果一個人不攜帶HIV,那么檢測手段的精度更高,達到99.99%——也就是說只有0.01%的可能性會冤枉他。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攜帶者的比例是0.01%。現在假設我們隨便在街頭找一個人給他做檢查,發現檢測結果是HIV陽性,那么請問,這個人真的攜帶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是50%。什么?有沒有搞錯?你也別太自責了,接受測試的95%的德國大學生和40%的德國醫生也都給出了錯誤的答案。為什么是這樣,這里不解釋,你可以去讀萬維鋼的書。要緊的是,我們要轉變思維。我們的思維過時了,極而言之,我們自己過時了,要跟上時代。萬維鋼推崇的“觀點隨事實改變,有膽有識”,值得每個人深長思。

當然,你可以說,萬維鋼只是完成了“替人讀書”的任務,《智識分子》在深度方面仍有開掘的空間。而在寫作方式上,萬維鋼仍未完全擺脫他自己提到過的那個“你手里有一把錘子,就看什么都是釘子”的陷阱,有時還不免出現“先有結論,后找論據”的問題。但總的來說,《智識分子》不失為一部引領現代人走向現代思維的佳著。

《“邊緣人”紀事》

楊奎松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

一句話評語:小人物的歷史,體現歷史學家的良知與關懷

歷史是英雄還是人民創造,爭論其實并無多大意義,目力所及,能寫入歷史的,多是帝王將相,或者才子佳人,從他們身上,歷史書寫者能更清晰地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小人物——遑論邊緣人,有意無意間,被淹沒在了歷史的洪流中,是所謂沉默的大多數。挖掘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讓沉默的人有機會發聲,對歷史學家來說意味著挑戰。《“邊緣人”紀事》是少有的以“邊緣人”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楊奎松教授接受了對自我的一次挑戰。

《“邊緣人”紀事》嚴格依據檔案材料,對八位社會“邊緣人”的生平際遇為考察對象,是一本帶有傳記性質的著述。這八位“邊緣人”,與“舊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是他們生命悲劇的根源。眾所周知,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動蕩之大,社會變革之深,可謂前所未有,1949年之后,天翻地覆,運動頻仍,幾乎無人可獨善其身。書中的八位“邊緣人”中,既有成功改造的舊警察,也有身敗名裂的團支書,愛講怪話的文化教員,他們的個體命運,隨著大時代的起起伏伏而跌宕沉淪,最終成為社會“邊緣人”,令人唏噓不已。楊奎松教授用檔案、交代材料、自述、采訪等,以拼圖式的方式,將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呈現出來。他“并不企圖依照當下的觀點,為他們做怎樣的辯白”,而是“透過他們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觀地體察到當年中國底層社會多側面的豐富的人性表現,可以從最貼近的距離觀察到那個動蕩時代的社會人生百態。”

楊奎松教授以研究黨史、建國史著稱,他的《“中間地帶”的革命》、《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等著作,充分體現他的宏大視野與史家眼光。從《“忍不住”的關懷》開始,他進入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命運的研究,而這一本《“邊緣人”紀事》,又將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入“底層”,個體命運作為歷史的一個截面,冷靜、客觀地呈現出大時代的豐富肌理。

從大革命視角,到著名知識分子的命運變遷,再到對“邊緣人”的考察,楊奎松的歷史研究軌跡,內中的邏輯其實一以貫之,與他的“史學研究要有人性關懷”一脈相承。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讓每一個關注歷史的讀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學會因關注他人的命運而養成對生命的敬畏之心,進而達到改善人類生存狀況和質量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研究反而會因為基于這樣或那樣的立場,造成更多的仇恨、對立,甚或傷害,那我說,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與現世關懷。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

王明珂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

一句話評語:透過表相看本相,反思民族與認同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是王明珂對歷史學的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反思之作,所以從事實沖擊或閱讀體驗來說,它不會像《羌在漢藏之間》等偏田野的著作來得那么強烈。但是,它更綜合,更審慎,它將王明珂過往的人類學、歷史學研究經驗加以融匯冶煉,擷取最具典型性的材料,加以審視、辨析,所以說,這是一部更全面、牽涉也更廣的著作。對于那些不曾或無意關注王明珂整個學術路徑的讀者來說,《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倒不失為一個適宜的入口。

王明珂對史學的反思,從對“典范歷史”的懷疑開始,在他看來,“典范歷史”只會是“一社會中部分人士之過去”:“它們主要是帝王、貴裔的家族史,是以男人為主的歷史,是知識精英、官紳士大夫的歷史。現代史學亦然。經濟史大多是資產階級與國家觀點建構的"歷史"。政治史是記錄國家、政黨決策人物之作為所構成的"歷史"。思想史是以一時代少數知識精英之思想。社會史是城市居民的"歷史"。世界史是帝國主義下殖民者所編織的"歷史"。”(第39頁)

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在一個夏夜的荷塘邊,有許多不同品種的大小青蛙爭鳴。不同的蛙鳴,都代表它們宣稱自己的存在。然而經常不久我們被一個聲音吸引;那是一個較規律的聲音,較宏亮的聲音,它讓我們忽略其他蛙鳴。這就是典范歷史。……被忽略的蛙鳴便是邊緣歷史。”(第46頁)現當代歷史學的進展,主要就表現對典范歷史的質疑、修正,并為邊緣歷史的聲部調整音量。

王明珂在第四章《表相與本相》中就社會認同和歷史書寫提出了相當激進的看法。他以少數民族的飲食、服飾等方面的自我塑造、展演為例,指出“我們生活在表征化的世界里,處處都存在著表征,而我們卻不容易見著及認識產生這些表征的社會本相”。

總的來說,王明珂更關注歷史被塑造、被建構的這一側面,如他所說,“并不只是歷史事實造成"現在",而是歷史事實造成部分人掌握社會權力及歷史記憶,歷史記憶讓人們生活在"現在"之社會現實中”(第5頁)。當然,這樣一種視角的缺點就是,在外人看來,不免有些過于疑神疑鬼了,看什么都是“建構”,都是“表相”,有一絲歷史虛無主義的味道。就王明珂此書的立意和取徑而言,他的論述是站得住腳的,畢竟他的意圖在于刷新人們既有的歷史觀念,所以更多的關注“破”而不是“立”。但他對從“表相”下發現“本相”,仍表現得似乎過于有信心,而未能如福柯所提示的,意識到被壓抑的聲音往往事實上是永遠也發不出來的。換句話說,“邊緣歷史”可能是一種矛盾修辭,因為邊緣沒有歷史,“歷史”本身就是典范歷史,被重新拉入“歷史”的所謂“邊緣歷史”也將成為典范歷史的一個新的組分而已。

在此書后半部分,王明珂花了不少篇幅探討國族認同的問題,相信會給許多讀者帶來啟發乃至刺激。正像他說的,“反思性的中國歷史知識可以塑造具反思性認同的中國人”(第310頁),讓自己的歷史認識隨時處于動態的、可調整的狀態,有助于我們更深切地了解周遭現實,也可使我們在面對所謂“歷史問題”、“民族問題”時不致顢頇固執、進退失據。

《什么是科學》

吳國盛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一句話評語:有助理解科學真正內涵的尖銳、熱烈、發人深省之書

關于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的問題,歷來爭議不絕。在《什么是科學》一書,專研科學史的吳國盛教授給出了自己明確的回答:“我認為,無論在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意義上,還是在西方理性科學的意義上,中國古代都無科學。”這個答案,對于熟悉中國科學史討論的人來說,或許并不意外,但對那些為祖國古代輝煌文明自豪的廣大普通中國人來說,則可能好似“石破天驚”。

學界多知道所謂“李約瑟難題”。對此,吳國盛的回應是:“如果他所謂的科學指的是西方歷史上出現的主流科學,那么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科學,更談不上"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他的問題"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也很好回答:因為中國文化中根本就沒有科學的種子(基因)。”事實上,如果說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中國讀者還多少能夠接受的話,那么,認為中國文化中連科學的基因都沒有,這簡直近于侮辱了。但是,在吳國盛看來,中國古代有無科學,“本質上是一個定義問題”,“是一個觀念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正因為如此,吳國盛在《什么是科學》一書追溯西方科學的源頭,并一路考察其流變,進而指出:西方科學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歷史悠久的理知傳統,一個是現代出現的數理實驗科學、精確科學的傳統。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西方意義上的那種科學。吳國盛直白地說:“中國古代如果說有科學的話,那最多是博物科學而非數理實驗科學”。

針對公眾的普遍認知,吳國盛指出:“我認為,在理解科學方面,我們中國人最大的誤解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是一種全人類普遍具有的能力——技術能力,或者高智力……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思自己的文化。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

我們當然并不認為吳國盛在這一爭議紛紜的問題上能夠“一錘定音”。但我們認為,吳國盛在書中較好地展開了自己的論證,也通過歷史事實讓讀者認識到中西方科技發展路徑的巨大差異。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快速展開之際,誠實、客觀、冷靜地界定我們與科學的關系,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或許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我們總也擺不正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之間的平衡關系。吳國盛教授的新著無疑是一部尖銳、熱烈、發人深省的好書。

《王佐良全集》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8月版

一句話評語:英語文學研究優良學風、文風的縮影

2016年7月,陸谷孫先生去世后,一個事實彰顯出來:整個中國的英語學界、英國文學研究界,已經沒有為公眾所熟知的大師級學者了。盡管新一代學者、專家的學術水平未必比上一代低,甚至鉆研可能更深,但他們已經是沒有社會影響力的一代學人了,他們的著作、譯作已沒有被廣泛閱讀、研習、探討的可能。

王佐良先生,很可能是近幾十年有著最高的社會威望和廣泛知名度的英語、英國文學專家。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這兩個方向上的工作都能獲得認可,這是很不容易的。皇皇十二卷的《王佐良全集》的推出,令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王佐良先生的成就。

客觀地說,王佐良先生的主要成就在對英國文學的普及方面,全集中收入的《英國文學史》、《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英國散文的流變》等作品就是證明。這些作品以清晰流暢、從容溫煦的筆調介紹英國文學,無學究氣,便于接引后學,而又保持了一定的學術性,這是最能體現王佐良先生的功力之處。當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觀之,這些著作的深度已顯不足,但它們曾經發揮的無從替代的重要功用卻不應該抹煞。

《王佐良全集》的編輯整理功夫,與近年出版的各類著作集相比,也顯得頗為突出。對早年逸文的細心收集,收入王佐良先生用英文撰寫的碩士論文《約翰·韋伯斯特的文學聲譽》,都使讀者重新認識王佐良先生成為可能。

王佐良是在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為學視野開闊,并不想將文學局限在詩歌、小說上頭。事實上,他最有創見、影響也相對更廣的著作反而是《英國散文的流變》,尤其是他將隨筆這一文體的范疇大大擴展了,注重從歷史、哲學、科學等著作中發現文學性的表現,對中國讀者的文學認識有很大影響。他對英文作品的翻譯、詳注,也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廣受英文愛好者的推崇。事實上,由于環境的開放,當今英語學習已經完全脫離從經典文學文本起步的狀態,進入多元化的格局。但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一變化也是一種損失,現實情況是,新一代英語學習者對文學文本的感受力、理解力無疑是下降了的。

王佐良先生是一個時期英語學習、英語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是那個時期優良學風、文風的一個縮影。《王佐良全集》將此呈現無遺。

《在線》

王堅著

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

一句話評語:互聯網工作者獨特、深刻、具有前瞻性的思考

在評價《在線》這本書時,我們決定拋開王堅的身份不管:不管他過去干過什么,也不管他現在在干什么,只看他的書傳遞的是怎樣的觀念。

《在線》是一本講大數據、云計算的書。但作者一上來,先把“大數據”這個概念拆解了:王堅說,“大數據”這個名字叫錯了,它沒有反映數據最本質的東西。重要的不在于數據有多多、有多“大”,而在于這些數據能不能被利用。王堅認為:“真正有意思的是數據變得在線了。”這也是《在線》一書的題旨所在。智能手機跟傳統手機的本質分別在哪里?就是智能手機在線了,在3G、4G網絡發展起來后,智能手機更是全天候在線了。在線,才有更好的體驗。王堅也提到,WiFi的體驗無法與3G、4G的體驗相提并論,因為WiFi常常還有一個手動接入的過程,而3G、4G能讓手機用戶隨時在線,永遠在線。“移動互聯網真正帶來的影響,是人們越來越多的時間都沉浸于在線的世界里了”。

王堅不看好App,他說作App是在別人的花園里弄盆栽,是小打小鬧的東西。他說:“一個手機App的體量,沒法跟一個Web網站相比。經濟體量的天生差異,是兩者的最大區別,同樣App的生態也無法和Web相比。我相信,App應該而且必須會越來越靠近Web,這才是在線的魅力。”

王堅思考問題的方式能給非互聯網技術方面的讀者帶來巨大啟示:他首先考慮的不是怎么弄出一個產品,然后讓這個產品賺盡可能多的錢,而是考慮怎么實現技術的潛力,讓技術盡可能為人所用。人喜歡上它了,一切問題也就不存在了。谷歌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它利用的是人人都可以獲取的網絡數據,但它依靠自己的處理能力,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生意。

王堅是做云計算的,在他看來,真正的企業榜樣只有一個半:一個是亞馬遜,它真正實踐了云計算所蘊含的服務本質;另外半個,是谷歌,它解決了規模化的問題,但沒有將服務做徹底。人們都說亞馬遜的“推薦”服務做得最好,為什么?就是它的數據處理、云計算做得好。在王堅看來,云計算只是一種基礎保障,一種平臺,你有了這個保障,有個這個平臺之后再能發明創造出什么,這才是重點。所以說,王堅的眼光是絕不狹隘的,他的野心是將計算變成一種新的公共服務,而且是通用的服務,獲得了沉淀下來的數據,得到了計算的服務,創造力就可以盡情發揮了。

《在線》是一位中國互聯網工作者作出的獨特、深刻、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它的價值遠遠超出了互聯網經濟的范圍。

也許有人要問,一個非技術背景的普通讀者有讀《在線》這種書的必要嗎?如果你滿足于在手機上讀連載的“小白文”,如果你滿足于讀微信朋友圈里轉來轉去的“養生文”,那你當然就不會去讀《在線》。可是,假如你已認識到大數據、云計算這些已不再是掛在嘴邊的新概念,而是實實在在改造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支配著產業發展的動因,那么你就會有去真正理解其含義、衡估其影響的需求了。事實上,今天的互聯網帶來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的改變是層出不窮、無所不在的,我們固然不必都去了解其中的技術細節,但把握它們的內涵、實質及趨向,卻變得很重要了。“趕潮流”不再是一個貶義詞,相反,不追上潮流,你就被時代淘汰了。

《回首我們的時代》

尉天聰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一句話評語:臺灣文人寂寞堅忍卻又不斷追尋的群像

尉天聰在《回首我們的時代》一書中記錄了他與臺靜農、高陽、子于、俞大綱、楊逵、程兆熊、何欣、王夢鷗、姚一葦、無名氏、唐文標、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葉笛、紀弦、梅新、大荒、商禽、楚戈、逯耀東、奚淞、聶華苓這23位臺灣文人的交往以及他自己的感受、領悟。這些人中其中既有著名的大作家,又有不甚為人所知的知識分子,他們匯集起來,構成一幅臺灣文人寂寞堅忍卻又不斷追尋的群像。

文人的姿態各個不同。如老輩臺靜農,在黎烈文的葬禮上,“臺老緊繃著臉,一言不發,好像一出聲就會造成天崩地裂”。而像詩人做派的紀弦,“有一次,他寫了一首黑貓詩,用黑貓神秘的眼睛來形容一位女子,他問我:"你知道我在寫誰嗎?"我還沒有回答,他就詭異而得意地說出一位女詩人的名字,然后看看四下無人,就繼續說道:"覃子豪說@@愛過他,放屁!她怎么會喜歡那個黑鬼,她愛的是我!"我怯怯地說:"老師不是家里有師母嗎?"他說:"有些事不是這樣算的,你太小不懂,詩人的國土與平常人的世界是不一樣的。"而尉天聰本人也每有驚人之語,比如他與姚一葦一起,“有一次在一家大報的小說評審會上,我說了一句話:"目前的作家愈來愈妓女化。"并向記錄人員表明,這句話絕對不能刪掉,姚老望望我說:"有這么嚴重嗎?"然而想了片刻,又點了點頭。”

對大陸讀者來說,《回首我們的時代》更加珍貴,它讓我們看到臺灣文人在反抗時的勇毅,在肅殺中的悲涼,而這些是我們過去很少有機會了解卻又偶爾會產生共鳴的。在文學潮流不斷變換,文化生態急劇變化的今天,臺灣的這些文壇往事,令我們感知一個時代的心聲面影,其立體、生動,非文學史所能替代。

《風骨: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

陳夏紅著

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版

一句話評語:有著豐富事實支撐的政法學人群體傳記

《風骨: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是陳夏紅繼《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推出的又一部聚焦中國現代政法學人的群體傳記。書中記述了錢端升、吳恩裕、曾炳鈞、嚴景耀、雷潔瓊、于振鵬、戴克光、黃覺非、徐敦璋、費青等十位由民國跨入新中國政法學界的學者的浮沉生涯。與《政法往事》等稍有不同的是,陳夏紅在這部書中基本上保持了非常冷靜、克制的敘事方式,以講述事實為主,幾乎不做是非評斷。正如他自己在后記中說的那樣:“本書寫作的基本態度,便是以"同情并理解"之客觀態度去梳理歷史,接續政法的傳統。”

此書以“風骨”為題,但這個詞無法不加區別的用到十位學者身上。比如關于雷潔瓊的一章,用的標題便是“卿本佳人,緣何從政”。政法學者在政治的波蕩之中所受的沖擊,往往要大于科技工作者或文史學者。陳夏紅在后記中寫道:“在政治運動頻仍的年代,沒有誰是安全的;在一段幽暗的政法史中,也不大可能有誰是完全清白的。稍有區別的是,在諸多政治事件中,個人性格不同,應對策略不同,結局也就稍有差異、大同小異了。”因此,嚴格說來,這本書講的不是“風骨”本身,而是圍繞保不保得住風骨、如何才能保住風骨展開的。

近些年來,關于民國大學者的傳記、文章多如牛毛,但關注政法界學人、尤其是不那么知名的政法界學人的文字卻并不多。陳夏紅利用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的館藏,寫出這樣一部有著豐富事實支撐的大書,實屬不易。事實上,如果要對民國以降的學術界人物、生態有真確的認識,只關心幾個大名頭的學者如陳寅恪、錢穆等,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將更多聲名、影響沒有那么大的學者經歷也加以鉤沉,方能連綴成一幅廣闊而又有縱深的學術圖景。這種打撈、重述,并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學術懷舊”,因為過于簡化的圖景往往也就等于錯誤的圖景。只有當圖景變得真實、豐滿、立體了,它對我們形成正確認識、吸取深刻教訓才有助益。今年出版的梁承鄴《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錄》、洪漢鼎《客居憶往》等作品,也同樣能幫我們把那幅圖景繪制得更趨近真實。

《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臺海出版社2016年5月版

一句話評語:對中國非虛構寫作者陣容的一次檢閱“正午”的出現,有為中國的“非虛構寫作”作一小結的意思。事實上,《正午》系列書也像是對中國非虛構寫作者陣容的一次檢閱。以第二輯《此地不宜久留》為例,賦格寫的泰緬邊境游記,達到“世界級”的水平,而郭玉潔寫的迷戀鐘表技術的上海老工人、李媚玲寫的豪華游輪、李純寫的音樂家小河,均可以原樣在《紐約客》上發表而無愧色。從技術上來看,中國的“非虛構”寫作是達到了相當水準的,也許與國際上的作品比起來稍感不足的,一是時間投入和財力投入遜色一些,二是禁忌多、框框多,有些內容不能碰,有些話不敢說。

說起來,非虛構寫作并無神秘之處,先決條件是對要寫的題材足夠了解,當你對一個東西天上地下、前世今生無所不知了,輔以適當的技巧,你就可以寫出好看的非虛構了。當然,像賦格寫《緬北無戰事》,則不單單有這樣透徹的了解,還要嫻熟地掌握言說的技術,不,確切地說,是“不言說的技術”。也就是保持克制,讓事實自己說法,將指點、評論的沖動盡量壓抑,收“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之效。這并非是一種只能靠從西方移植才能有的技巧,中國古代的文章就很擅長此道,只不過不爭氣的文字后代把這門手藝弄丟了。《正午》的寫作正在迅速建立一種范式,甚至一種傳統,這是令人欣慰之處。

《正午》系列書的集結方式,也令我們看到中國未來文字創作的一種可能性。這相當于一個平臺,讓單個看來尚不足以支撐一本專門的書的那些撰稿者集中起來,突出他們的共同點,讓對這一共同點感興趣的讀者來支持這一類型的寫作。《正午》的側重點當然是在“非虛構”上面,不過,我們也可以由此設想側重點放在“評論”上的《下午》或側重點放在“戲擬”上的《午夜》了。這是中國的文字創作從平庸枯燥走向豐富多元的一種可能性。

《孤獨深處》

郝景芳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8月版

一句話評語:為看待時代與社會增添了神奇的維度

從傳統文學批評的角度看,《孤獨深處》可能算不上一部出色的小說集。首先,郝景芳使用的幾乎是一種不能被稱為“文學語言”的文學語言。“食客圍著塑料桌子,埋頭在酸辣粉的熱氣騰騰中,餓虎撲食一般,白色蒸氣遮住了臉”——我們通常不把這種文字視為“文學語言”,或者說,這不是優秀的文學語言。其次,郝景芳小說中的人物,沒有所謂“圓形人物”,而只有“扁平人物”,也就是說她筆下的人物都是出于某種功能性的考慮而設定的,而非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所要求的那類豐富、多面的人物。

事實上,這些恰好說明,郝景芳的小說不是現實主義文學,她也無意于像描花那樣緊貼在現實的表面上去勾摹。《孤獨深處》是一部類型文學作品,對人物的功能性設定也正符合類型文學的常規。類型文學就意味著,我首先接受一副腳鐐,然后我在戴著這副腳鐐跳舞,假如我跳得精彩簡直讓你忘卻了我戴著腳鐐這一事實,那么我的這種類型文學就成功了。

那么,郝景芳給作品作了怎樣的設定呢?她環視周遭,將這個時代最普遍的苦惱、焦慮、渴望、幻念分離出來,將這些作為基本主題。至于這些苦惱、焦慮、渴望、幻念究竟來自哪些具體的人,這不是她關心的問題。就以她得到雨果獎的名篇《北京折疊》為例,其中等錢用的工人老刀、愛上不該愛的人的學生秦天、嫁為富人婦的依言都只是符號化的人物,而郝景芳也只是拿他們來作符號使用而已,對郝景芳來說,重要的是帶出貧富差距懸殊、階層鴻溝拉大、情感的商品化這些議題。就短篇小說的容量而言,就類型小說的常規而言,郝景芳這樣的處理都是無可厚非的。

郝景芳的可貴體現在兩個地方:第一是她的想象力,第二是她將她的想象力運用到這個時代最普遍的那些苦惱、焦慮、渴望、幻念上來。前一點使她有資格成為一位好類型小說作者,而后一點則使她從一眾類型小說作者中超拔出來,顯得特別。

有人將《孤獨深處》歸入“科幻小說”一類,這樣做會讓一部分讀者產生錯誤期待,因為嚴格說來,《孤獨深處》中“科”的成分太稀薄了,它不是“科學幻想小說”,而更像是“奇想小說”。郝景芳挪用了科幻小說許多慣常的設定,比如空間、時間、宇宙、電波等等,但她的運用不是遵循“科學的”方式展開的,而多是靈光一現式的奇想。就像《北京折疊》,其折疊的設置,從物理規律上講、從實際技術上講都沒有多大可行性,也缺乏必要性,但這種設定會產生神奇的效果,而郝景芳看重的也正是這種讓人目瞪口呆的效果。

郝景芳的真正意義在于,她為我們看待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添了一個神奇的維度。當代社會,新聞比小說更奇幻,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要想捕捉真正反映時代精神的事物是極其困難的。郝景芳相當于跳出圈外,用狂想式的方法對現實作新的透視,收“四兩撥千斤”之效。橫向比較,她有點像日本的小說家筒井康隆。這種創作,也許算不上最出色的文學,卻是特異的、充滿啟示性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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